香港问题的阶级分析（五）：反送中运动的过程
五、反送中运动的过程
2019年2月15日，港府借潘晓颖案[1]，在建制派民建联的支持下向立法会提交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议案（简称“修例”），试图帮助中央逐步收回司法主权。从2月15日至3月4日，港府保安局就草案展开为期20日的公众咨询。据保安局称，共接获约4,500份书面意见，其中约2/3赞成。保安局称，多数公众认为该草案可以填补法律漏洞，少数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不信任内地司法制度、认为可供移交的罪行涵盖太广。
从后续事件发展看来，保安局的统计并不准确。
香港资本家在当时反对修例。香港资本家很多和大陆有经济往来，在做生意时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的事情少不了，很可能就涉及经济犯罪，是被引渡的“高危人群”。
香港媒体工作者强烈反对修例。大陆在本质上没有言论自由，大陆媒体能揭露的，只能是党国同意你揭露的。和党国口径不一致的声音，发不出来。修宪前后以来，党国对媒体的管控非常严厉，动辄APP下架、公众号封号。2019年中美贸易战时期，包括“华尔街见闻”在内的众多APP因报道中美贸易战口径与中央不统一而被下架。2019年6月左右，国内主要互联网公司均收到通知，凡是APP传播信息中不恰当“涉政”的，只要有一条就永久下架。互联网上因言获罪的事情却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被跨省抓捕。香港传媒界回归以来一直享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常常出版大陆无法出版的“禁书”。2015年底，出版禁书的铜锣湾书店连续有5人失踪，其中一人还是在香港直接失踪。随后不久被证实，5人均被大陆关押。[2]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在业界引起恐慌。修例之消息一出，再次引发新闻界强烈反弹。2019年4月7日，香港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与浸大新闻系新闻与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题为 “修订逃犯条例、记者头上的利刃”论坛，为反对修例做动员。
香港法律工作者反对修例。目前为止，大陆在香港没有司法主权。香港从基层法院到终审法院，都由香港司法界自身掌控。一旦大陆能够引渡，势必以此为突破口，逐步收回司法主权。香港法律界既出于保护自身利益，也出于反对大陆司法系统，强烈反对修例。
香港相当部分普通民众也反对修例。中国是行政主导的国家，司法制度上是“纠察制”，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法制度专制而腐败，公安为了完成任务引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可以被长期在看守所“合法”羁押，看守所牢头狱霸和黑警勾结凌辱犯罪嫌疑人，躲猫猫、睡觉死等被大陆媒体揭露出来的丑闻仅仅是冰山一角。三聚氰胺事件在香港更是广为人知：揭露“毒奶粉”的“义士”被投进监狱，制造毒奶粉的却被轻判。[3]公安大陆公安还常常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大陆办理刑事案件深感无力，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些在大陆司法界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由于新闻封锁，不被广大人民所知。偶尔有些新闻被传出来，当局也极力将其处理成偶然的个案，努力营造一种假象，“制度是好的，就是某些执行的人执行偏了”。但是，香港媒体享有资产阶级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故此经常报道大陆司法黑暗和刑讯逼供的丑闻，香港很多普通民众对大陆司法体制的映像就是“黑监狱”。
3月15日，泛民团体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先处理(适用于)台湾、不适用于中国内地”等3个动议，试图将香港司法与大陆区隔，结果全遭否决。
一、前奏【3月31日至6月8日】
从3月31日至6月8日，这是反送中运动的前奏，双方的主战场是立法会，而街头游行只是起到施压或者准备的作用。
（一）3月31日至5月24日：议会争夺
3月31日，民阵组织反对修例的第一次游行，游行人数仅数千人。本次游行参加团体既有泛民温和派团体，也有泛民激进派团体如人民力量，还有港独团体如香港众志。
4月3日，港府推动草案在立法会完成一读并展开二读。[4]之前，由于资产阶级在立法会至少有18票，他们的态度就成了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港府委派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与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主要人员会晤，资产阶级“希望剔除草案中有关商业犯罪的12至13项罪名”，最终保安局同意“涵盖破产、公司、证券、知识产权、环境污染、货物进出口、计算机、关税、虚假商品说明等9项商业犯罪”免于被引渡。此举引发泛民议员毛孟静强烈批评，“为何可以只是因为你想安抚某个社团，就如此区别对待法律呢。”然而即使如此，自由党主席种国斌仍然表示，商界对修订通过后有追溯力等问题仍心存疑虑。
4月12日，立法会按程序成立了法案委员会，并确定将于4月1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从4月17日开始，泛民实施“拖字诀”，通过各种方式拖延立法程序。按程序，法案委员会应该先选出主席。泛民采取“拉布”策略，导致法案委员会从4月17日到4月30日，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都没能选出主席。建制派异常恼怒，将会议主持人从泛民的议员换成建制派的议员。在建制派议员石礼谦的主持下，又于5月11日与5月14日分别召开两次会议，仍然没能选出主席。期间，两派议员还上演全武行，发生激烈肢体冲突。5月14日会后，石礼谦无奈表示，由于他主持两次会议也不能选出主席，不欲再召开新一次会议。至5月14日，立法会传统程序基本瘫痪。
议会外，泛民积极行动凝聚力量。泛民议会外的活动主要有两条线：一边出动有海外背景的人进行国际游说，即“告洋状”；一边搞各种发布会和小游行进行街头动员。
游说方面，陈方安生和李柱铭先后访问美国，和美国副总统彭斯等重要人物会面。陈方安生本是香港公务员最大派系“手袋帮”的老大，与英美政坛关系密切，后来因与董建华配合时期觊觎特首之位而未得，最终与泛民合流。李柱铭是泛民最大派系民主党的老大，也是八九时期支持北京学运的群众组织“支联会”的创会副主席，和学运分子和英美政坛关系密切。5月7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逃犯条例》发布报告指其不利于美国和香港的关系，5月9日泛民议员即以此为据向林郑月娥发难。5月14日当天，民主派4人代表团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作《逃犯条例》草案专题演讲。民主派代表团中，有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有港独组织香港众志，还有民运组织支联会。托派曾指责泛民的和本土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奇怪地将英国、特朗普、联合国等“民主卫士”视为这场斗争的盟友。可见他们的天真无知，不知道这些亲资政客和机关的原则和作风都是受市场和金钱、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泛民的政客并非天真无知，而是政治投机罢了。
街头动员方面，为声援泛民议会斗争，先是泛民各团体组织了4月28日游行，游行人数号称达13万。其后支联会于5月4日，在“国殇之柱”前纪念六四运动，弘扬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传统。
在整个过程中，双方大打舆论战。林郑月娥表现强硬，泛民数次要求与其会面均被拒绝，并表示立法是为了防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绝对不会撤回立法。泛民控诉《逃犯条例》是恶法，指责特首林郑月娥不顾民意强推立法，应该下台。而中联办主任王志民4月15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的讲话更是火上浇油。王志民声称，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上，香港“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王志民还抨击香港2014年的“和平占中”是以公义包装的非法运动，是对公义的伪善和侮辱。王志民此时发言，授人以柄，引发民主派激烈批评。有国外势力背景的苹果日报发表果评：“治安变国安，中共露狰狞”。
从各方面来看，港府并没有取得主动。
中央通过各种渠道表态支持港府。5月16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会见香港访京团时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进行的有关移交逃犯“两个条例”修订工作是必要的、适当的、合理合法的，也是不必多虑的。17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邀请200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建制派人士出席工作会议，协调建制派立场，呼吁与会代表、委员团结一致，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修改《逃犯条例》，填补法律漏洞，并向各界做好解说工作。5月21日下午，政治局常委韩正在北京会见香港访京团时主动提及香港修例问题，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区政府所开展的工作。[5]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于5月20日去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要求立法会在6月12日就修订《逃犯条例》恢复二读。此举事实上绕过了法案委员会，直击泛民“拖字诀”的要害。如果任其二读，在当时的票数对比下，泛民将处于不利之地。
5月24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李家超的建议。如果建议通过，泛民在立法会的阵地就将丧失。泛民激烈反对，有人在主席台拉横幅，有人在会议厅喊口号，有人冲击主席台。然而，在建制派议员的支持下，李家超的建议最终得以通过。
至此，泛民在立法会从相持变为被动。泛民各派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从立法会转移到街头。
（二）5月25日至6月8日：街头动员
从5月25日到6月8日，由于议会阵地失守，泛民将主要精力放在街头动员。
事实上，自从5月20日李家超去信要求直接恢复二读起，泛民就意识到自己在议会的阵地基本丧失了。次日苹果日报就发文抨击林郑月娥“硬上弓”，称“送中条例6.12闯关，毁议会制度”。
李家超启动立法快速通道，放弃停摆的议会程序，对立法会内占少数的泛民主派议员而言，决战来临。公民党议员郭家麒说，“特首林郑月娥出卖港人，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出手断送一国两制……今次是港人和政府的决战”。
5月21日，民阵决定于6月9日发起“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并称“后续行动可能还有包围立法会”。紧接着苹果日报就于5月22日称，民阵期待能够动员三十万人上街。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先是，港府动员公务员团体表忠心，三个公务员团体于22日前后联署支持政府修例。其次，保安局长李家超继续安抚资本家，“就修法的相关问题解决商界人士的担忧”。另外，港府通过建制派人士组织的团体搞“群众支持”活动。比如香港大资本家、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就说，很多百姓不了解法律，所以他成立“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要开设街站正面宣传修例。
除了广泛的国际游说和动员外，泛民的主要精力放在街头动员。在之前街头游行的基础上，泛民加紧在各群体动员，并试图将每年都举行的纪念六四的活动扩大化，变成6.9游行的预演。
5月26日，支联会发起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并专题讲解《逃犯条例》修法与纪念六四的关系。5月29日，泛民通过旗下教协在学生系统进行广泛动员。各大专院校、中学及小学的校友发起网上联署“反送中”，大批教职员及学生响应。6月3日，文化评论人陈景辉举办“六四导赏团”，带领参加参观各个重要地标，“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6月4日晚八点，六四30周年维园烛光晚会举行，号称有超过18万人参与，超过4月28日游行人数，是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新高。参与者很多并不熟悉六四，而是为反送中而来。6月6日，香港法律界1500人着黑色职业装静默游行，抗议修例。6月7日，泛民议员全体出动，动员市民星期天上街游行，在九龙红磡地铁站外，众人列队后逐一向过往市民宣讲修例，现场散发的传单要求“撤回引渡恶法，林郑月娥下台”。
双方准备的过程中，照例大打舆论战。林郑月娥揭露泛民勾结外国势力，指责英美等国干涉港府内政。泛民抓住每一次机会广泛宣传游行示威，号召6.9游行，反对“恶法”。
6月7日，建制派媒体报道，“一天之内，香港接连发生两起汽油弹袭击警署、警车事件，引发各界强烈谴责。” 6月8日，网上突然出现有关激进组织“学生动源”有意在6.9大游行期间“突袭”的新闻，并称有人准备好了“燃烧瓶”。
山雨欲来风满楼。
6月9日，泛民组织大规模游行，反送中运动正式爆发。
二、泛民示威游行 勇武街头冲突【6月9日至8月31日】
本阶段是反送中运动的第一阶段，特点是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激烈的街头冲突相结合。这个时期分成三个小阶段。6月9日至6月30日是第一个小阶段。在泛民的进攻下，港府被迫停止修例。大陆方面全方面封锁舆论，不报到任何香港群众运动的消息。7月1日至8月4日是第二个小阶段。勇武派激进行为升级，焚烧国旗、打砸立法会、围堵机场、围攻游客，当局抓住把柄，展开舆论反攻。港府从驱赶示威人群，转变为抓捕勇武派。8月5日至8月31日是第三个小阶段。8.5大罢工后多区爆发冲突，泛民堵塞交通，围攻机场，并爆发出殴打大陆记者的事件。一方面，中央抓住机会，加大舆论宣传，大陆民族主义情绪激昂；另一方面中央在深圳调集武警，港府抓捕力度不减。8月18日前后，形势似乎一触即发。8月18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勇武派做了一天“和理非”，香港警察渡过了一个没有催泪弹的周末。在短暂的缓和之后，接着两个周末连续爆发激烈冲突，勇武派打砸烧，港府形容8月31日是“一场浩劫”，官媒基本将香港勇武派的行为定性为“恐怖主义”。
（一）6月9日至6月30日：当局被迫停止修例
1. 6月9日至6月16日
泛民先后于6月9日和6月16日举行两次规模巨大的游行，并于6月12日发动万余人包围立法会。抗争期间，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勇武派”每每于游行结束时主动挑起对抗，冲突逐步升级。政府迫于巨大压力，事实上放弃修例，民众取得阶段性胜利。
（甲）6月9日
6月9号当天，数十万群众前往维多利亚公园集结，并有序游行至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要求当局撤回修例。警方称人数有三十万，泛民号称有103万。包括高校学生会在内的众多团体响应民阵的号召，动员其成员参加游行。参与人员分布均匀，涵盖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上层、无产阶级下层和极少量的资产阶级。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大致各占一半。[6]
当局批准的游行于当晚12点结束，游行结束后，有港独倾向的组织香港众志号召大家包围立法会，数百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勇武派”继续留在立法会示威。警方要求其离场，青年拒绝，并搬来金属围栏用作路障，且战且退；特警手持盾牌和警棍，步步推进，试图驱赶学生，双方爆发冲突。这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勇武派第一次登场。勇武派以青年学生为主，人数不多，行动力强，行为比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激进。勇武派和本土派重合度很高，且和英美资产阶级政客联系紧密。从后续多方证据看，勇武派得到英美资产阶级资金支持。
同一天，世界上29个地区同时爆发游行示威支持香港民众反对修例，人数多则上千，少则数十人。这是泛民国际游说策略起到的效果。
以6月9日游行为标志，反送中运动由政客之间围绕立法会的斗争，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运动。
6月9日的运动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极少部分资产阶级参与的群众运动，人数号称有103万。运动的主要诉求，一是要求政府撤回修例，一是表达对港府处理此事的不满。[7]运动方式为和平示威，这种方式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十几年来斗争方式的继续。
第二部分是与本土派高度重合的勇武派领导的，以青年学生和青年无产阶级为主的运动，当天人数约数百人。从后续勇武派各次行为看，运动诉求一是强迫政府撤回修例，二是要求扩大香港自治乃至独立。运动方式是“勇武抗争”，主动进攻造成冲突，期待政府在压力下就范。
在之后的整个运动中，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到这两条线。整体而言，第一部分是运动的主流，第二部分是支流。不参加激进行动，不代表不认可激进手段。6月9号到8月4号期间，参加游行的人员大致有一半认可“如果政府不让步应该把抗争升级”。随着运动深入，以及各种势力的介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激进手段可以更好的让政府聆听民意”（7月27日调查显示有65.5%赞同该观点）。群众中很大一部分虽不参与激进行动，却表示理解和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勇武派不断升级机会主义冒进手段的民意基础。
（乙）6月12日
6月10日，林郑月娥闭口不提撤回修例一事，反而抓住勇武派的小辫子说，“昨晚我们在电视上遗憾地看到，几百名抗议者采取暴力，包括袭击警察，阻塞道路”。并且，林郑月娥无视民众的抗议，坚持于6月12日将法案提交二读。
泛民好些团体为阻止二读，号召于6月12日包围立法会。先是，有市民在网上号召罢工、罢课、罢市，得到各界纷纷响应。其中，教育系统反应最强烈。泛民团体职工盟属会香港教协呼吁教师参加6.12包围立法会的集会。到6月11日下午，网上已上百所中学发动罢课联署。包括香港主要大学在内的7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举行联合记招，呼吁响应6.12全港罢工、罢市、罢课。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浚锋说，如政府违反程序正义，不排除将行动升级。另外，据称还有超过380家公司和店铺，以及50多个社福及宗教团体，均宣布参与6.12罢工。
就在同一天，特首办9名职员和律政司职员均收到恐吓电话，大意是如果林郑月娥不于24小时撤回修例，就烧死林郑月娥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全家。
在群众运动中，怎么对待当局的“走狗”，这是一个斗争艺术。1927年初，上海地下党曾经醉心于暗杀阻碍工人运动的工贼和走狗，各方面都来请示要求“打狗”，罗亦农对此提出批评： “这是很错的。我们要首先有群众激烈的气概，然后可以偶一做打的工作。”罗亦农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如果频繁采取暴力活动，将使党处在孤立状态。故此罗认为，针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分子，在不杀不能够促使运动前进的条件下，可以并且应该采取暗杀手段，其余的一般不搞暗杀。一般情况下不搞暗杀，这也是后来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个原则。
激进分子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通过恐吓或者威胁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只会导致自身被孤立，而对运动并无促进作用。
6月12日当天，有上万群众包围立法会。综合各方面报道看，人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同时有部分青年无产阶级[8]。抗议者多数带着口罩和毛巾，现场有专人在人群中分发各种物资：口罩、雨伞、传单、瓶装水、自救须知[9]。下午3点后，政府仍未撤回修例。群众开始升级行动，撑开雨伞试图冲击警方防线，警方施放胡椒喷雾驱散示威群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群众用铁栏杆、砖头等冲击警方防线，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数十位示威群众受伤，警方亦有人受伤。
6月12日的行动，是由勇武派领导的，主要由青年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参与的，旨在以直接冲突形式迫使政策就范的行动。这次行动对后续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香港警方当日下发布新闻稿，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动”。这是香港于1967年和2016年之后，第三次将某时间定性为暴动。按香港《公安条例》，参与暴动可被控“参与暴动罪”，最高可被判监10年。此次行动共有11人被捕，众多参与人员恐惧港府秋后算账，在之后的游行中增加了一项诉求，即“撤销暴动定性”。
其次，这是运动以来香港警察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催泪弹等低杀伤性武器，导致众多群众受伤。随着冲突加剧，警察更频繁的使用武器，导致更多人受伤。而政府在报道中极力掩盖对其不利的一面，片面报道警察在冲突中受到的伤害。一方面，这导致警察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替人受过，使得警察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声望扫地，警察个人和家属不断被骚扰，整个队伍士气低落；另一方面，民众心中怨气难平，强烈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运动以来一系列事情，并追究警察过度执法，这成了之后游行中增加的另一项诉求。
再次，建制派内部出现松动。先是，香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陈智思于6月14日向媒体坦承，港府低估了社会对修例反应，并表示在此情况下港府要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修订《逃犯条例》。其后，一直反对修例的自由党田北辰再次呼吁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另外，20多名前港府高官和议员出面指责林郑月娥枉顾民意，一意孤行。这些人中，就有后面被称为乱港四人帮的陈方安生。林郑月娥在压力下于6月15日正式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法。她说：“停下来想一想”，“重新沟通”、“不设时限”。
（丙）6月16日
林郑月娥仅仅是表示暂缓修例而没有表态停止修例，群众并不满意。民阵表示，政府一日不撤修法，就将持续反对。民阵借已起之势，继续动员群众参加6.16的大游行。职工盟积极动员旗下各属会参加游行，而其重要属会教协更是积极发动全港中小学教师罢课。
6月16日当天游行人数再创新高，泛民号称有200万人参加。游行首次提出五大诉求，“撤回修例、不检控示威者、追究警察过度执法、撤销暴动定性，林郑月娥下台。”
本次游行中，30岁以下青年占一半，40岁以上中老年接近3成。下层无产阶级占4成以上，明显高于6月9日的游行，上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计约占55%，明显低于6月9日游行[10]。参加6月16日大游行的无产阶级不论在人数上还是比例上都更多了。
参与人员的主要动机，其一是要求政府撤回修例；其二是不满林郑月娥无视民意，要借游行给政府压力；其三是抗议警察在6.12镇压中滥用暴力[11]。
当天晚上，港府发出新闻稿，称特首承认由于工作不足导致出现重大纷争，向市民诚恳道歉。次日，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公开承认修例“完全失败”，呼吁港人给特首机会，暗示外界不要迫她下台。
自此，通过两次大规模游行和一次万人包围立法会的斗争，通过“和理非”的游行和“勇武抗争”的冲突，泛民动员起来的香港民众成功迫使港府低头。至6月16日，修例在事实上失败了。
2. 6月17日至6月30日
前期的针锋相对，最终以林郑月娥失败告终。
从6月17日开始，林郑月娥以退为进，连续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并道歉，试图缓和矛盾，安抚内部。
6月17日，林郑密集会见了大学校长、宗教界领导人和法律界人士，并于次日下午四点召开记者会。林郑在记者会上说：“过去两个星期人们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对《逃犯条例》修法的关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对我的不满和失望…… 为此，我做出真诚的道歉。”
学生系统连续召开发布会指责林郑道歉并无诚意，表明林郑以退为进并未得到泛民认可。中大、科大等主要院校的学生会及学联召开记者会，表示不接受特首林郑月娥6月18日缺乏诚意的道歉，并要求港府在20号下午5点回应民间4大诉求[12]，否则会升级行动。
政府并未于20日下午回应4大诉求，大专学界宣布行动升级，号召翌日包围政府总部、特首办、礼宾府、湾仔香港警察总部，并号召以罢工、罢市、罢课、不合作运动及堵路等方式斗争。
激进的学生勇武派分别于6月21日和6月26日两次包围警察总署。两次行动规模均在千余人上下，均由勇武派号召，现场出现港独旗帜或标语。6月21日行动的策划和领导人是港独分子黄之峰，6月26日的行动由港独团体“学生动源”和“学生独立联盟”组织。
以6月21日的行动为例，30岁以下青年人占85%，24岁青年人以下60%，其中下层无产阶级占48%，其余是无产阶级上层和小资产阶级。[13]
两次包围警察总署时，青年学生和青年无产阶级均自制路障切割警察总署与外界交通，并呼喊口号、投掷鸡蛋、在建筑的墙壁上喷涂标语。
6月22日，民阵主要负责人前往警察总部投诉警察滥用武力。6月21日早上勇武派包围立法会时，民主党议员不断轮流出来了解情况。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我觉得，只要学生一直保持和平的态度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保持现在运动最大的张力。因此我能做的，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渠道，跟香港学生讲，我们要保持一种不流血，不被捕的状态。无论怎么讲，现在给政府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并且胡志伟还表态，必要时民主党会出面在学生和政府中间斡旋。
从这里可以看出，温和的泛民与勇武的学生群体形成某种配合。这与泛民和本土派近两年的口号“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相吻合。口号大意是说不同派别不要相互攻击，而要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相互在某种程度上配合共同给政府施压。事实上，参加游行人员8成以上都认为“和平集会和冲击手段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大效果。”[14]
支持建制派的群体对学生包围警察总署极其不满，6月22日就有数百中老年人组织举行“支持香港警察祝福香港晚会”，并要求尽快订立《辱警罪》。6月25日工联会数十人来到警察总部撑警，针对泛民有人呼吁G20峰会关注香港问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说：“香港的事情应该由香港自己来处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外国的势力来干预。” 6月30日，香港政研会等团体举行声援大会，支持警察执法，号称到会人数30万。支持警察的群体与反对警察的群众之间对立越来越明显，逐步在街头示威时发生冲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条件逐步形成了。
示威群众内部对勇武派的行为也出现不同声音。温和的宗教人士在电视上呼吁学生和平理性，不要阻塞道路，不要把警察当敌人，要防止“民心逆转”。一些示威群众感到困惑，“现在这种东西会拖垮了，随着时间情绪已经下降。现在这个样子一直在消耗大家的力气和精神。这个不可行啊……不会有人能够预计，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人受伤。但是他们（学生）决定把行动升级的话，一定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希望警队态度不要那么强硬，但是没有人能够估计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仍然有超过45%的人认为“政府不妥协就应该升级行动”，甚至有将近60%的人认为“激进手段可以更好的让政府聆听民意”。[15]
一切都在默默的变化。林郑承认修例失败，但不承诺撤回修例，对其他几大诉求避而不谈。学生为逼其就范，进一步升级行动，主动包围政府机关，甚至包围警察总署。泛民议员和学生形成了某种配合，学生打头阵，泛民做后援。英美势力积极与港独学生接触，台湾政客不时发声以捞取政治利益。中央在林郑服软后也表态理解和支持，暂时拿不出解决方案，但中央明白，学生的斗争手段和策略难言“有理有利有节”，而现场更是出现了港独标语，这些必将成为港府和中央日后反攻的突破点。
在各方力量相持中，香港迎来了回归22周年纪念日。
（二）7月1日至8月4日：街头冲突升级 当局舆论反攻
1. 7月1日当天
7.1大游行号称有55万人，游行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下台”。
7.1游行参与人员分布广泛，涵盖不同年龄层的群众，参加游行人员中40岁以上约有3成，无产阶级下层占比将近4成，资产阶级不足1%，其余应为无产阶级上层和小资产阶级[16]。游行最主要的诉求，其一是要求撤回修例，其二是抗议警察滥用暴力。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和平游行，但是“勇武抗争”的学生继续升级行动，冲击立法会事件就发生在7.1当天。
早上六点多，就有学生在立法会集结，并试图推进警方防线，但被警方阻拦。立法会外人数越来越多，最多时超过万人。下午1点开始，约数十至数百人不等的示威者再次冲击立法会综合大楼，与手持盾牌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很多民主派议员劝阻，泛民排头兵之一的毛孟静哭说：“暴动罪真是十年，想清楚值不值得，想下妈妈先”。泛民议员林卓廷一度跪求示威者停止冲撞。激进派学生不为所动。至晚上9点，约百余名戴上头盔、手持盾牌的示威者攻入立法会[17]。占据大堂后，学生分批行动，有人喷涂标语[18]，有人打砸设备，有人涂抹会徽，还有人展示英国国旗并拍照，等等。随后，激进派在立法会宣读《七一宣言》，宣言开头讲到其占据立法会的原因，“各位香港市民，我们是一群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万不得已，我们并不想走上以身对抗暴政的路，以占领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作为我们谈判的筹码”，随后讲到其五大诉求，“我们占领者，要求政府完成五大诉求：一、彻底撤回修例；二、收回暴动定义；三、撤销对今为所有反送中抗争者控罪；四、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五、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最后，以悲壮的呼唤结尾，“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已有三位年轻市民殉道。我等未忘忧愤，然心存善念，不愿香港再有为民主、为自由、为公义再添亡魂。希望社会大众团结一致，对抗恶法，对抗暴政，共同守护香港”。
7.1游行和6.9游行一样，也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号称55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一部分是勇武派领导的少数人的冒进，即勇武派领导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数百人在万余人围观下冲击立法会的激进冒险行为。
7月1日之后，之前多方相持的局面被打破。
首先是斗争手段明显不符合斗争形势，一定会逐步造成自身的孤立，并逐步丧失群众的支持。港府抓住机会，大张旗鼓调查立法会被破坏的情况，并邀请中外媒体参观拍照。立法会事件后，香港粉岭地区的赵老师心急如焚，“他们（学生抗议者）的原意是很好的，6月12日他们阻挠保皇党议员去通过恶法的时候，我们是支持的，我们是欣赏的。为了保住饭碗，我们没有人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谢孩子那么勇敢，那么有爱心，为他们爱的地方去工作去拼。但是现在我是很着急的，因为中午的时候，我就看一些暴力的人去冲，我不晓得他们暴力冲击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民意的变化有一个过程。事实上，直到8月4日，还有近5成的示威者决定政府不妥协就应该采进一步升级行动。
其次是中央敏锐的捕捉到了突破点，开始主动出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即自从走资派上台以来，政府对群众运动一向是封锁消息。本次香港事件之初，政府也是封锁消息。但是7.1攻占立法会事件之后，中央开始公开反击。一方面，“勇武抗争”群体的做法越来越愚蠢，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另一方面，勇武派中很多领导人是港独分子，英美势力趁机摸鱼，落中央以口实。数十万上百万的香港劳动人民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毫无权力，他们追求民主自由，渴望获取改善其经济地位的政治权力，多年争取无果，最终才以《送中条例》为导火索爆发了这场大规模的斗争。对此，中央避而不谈。反之，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宣传极少部分激进分子和外国势力结合，试图颠覆港府，极力渲染这些人侮辱国旗、国徽、打人及其各种“暴行”，极力挑动大陆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大陆人民和香港人民的仇恨，为其后续暴力镇压营造民意基础。
再次是香港警方也开始主动出击。之前警方由于过度执法，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面对勇武派的挑衅比较被动。从7月1日后，支持警方的声音越来越大，特别是来自大陆网友的声音越来越多。随着勇武派愚蠢行为增多，大陆对其定调越来越高，香港警察处理手段也越来越硬。大致从7月开始，警方策略从驱赶为主转变为抓捕为主。至8月中旬，逮捕人数超过700人。
2. 7月2日至7月21日
7.1大游行之后，运动发生了某些变化。
首先，从地域来看。之前所有的游行都集中在港岛，从7.1后，游行示威向新界、九龙扩散。
其次，从召集人来看。之前几乎所有的大型游行都是由民阵召集，7.1后，越来越多的游行是群众通过连登讨论区、Facebook、Telegram群组自行召集的。当然，这些召集人很多是泛民/本土派体系或与之联系密切的人。
最后，从游行主题看。之前的游行主题全是围绕“反送中”及其衍生主题，如林郑下台、撤销暴动定性等等。其后游行主题变得更广泛，出现很多和民生相关的议题，以争取不同群体参加斗争，比如反对“屯门大妈扰民”、反对大陆“水货客”等等。
斗争方式仍与六月的抗争类似，每次游行继续分成上下半场。上半场是“和理非”的游行方式，直到当局批准的游行时间结束；下半场是“勇武抗争”，勇武派主动挑衅警察并发生暴力冲突。勇武派几乎会参加所有的大型游行，并主动挑起和警察的冲突。
7月6日“光复屯门”的游行，抗议内地移民去香港的妇女长期在屯门聚集卖唱扰民，号称1万人。7月7日九龙大游行号称有23万人参加，基本诉求是“释放被捕人士、追究警队滥权、立即双普选”。7月13日“光复上水”大游行，号称参加人数3万，抗议北区上水大陆走私客长期扰民。7月14日“沙田反修例游行”号称参加人数11.5万，是新界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另外，7月14还有千余名传媒工作者，在香港七个传媒工会组织下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捍卫新闻自由。
这几次游行除传媒工作者的游行外，全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基本都是在游行结束后有“大批示威者不愿离开”，并“在路上与警察对峙”，最终爆发冲突。7月7日和7月13日冲突中都有港独身影，13日的行动直接由港独分子梁金城牵头。冲突现场经常听见港独口号，并出现英美或港独旗帜。冲突的主力应该多为勇武派学生群体。7月14日晚上的冲突非常剧烈，示威者与挥舞警棍的警察互相追打，警方现场拘捕至少40人。当晚至少22人受伤送院，网传的警察被咬断手指就发生在这一天。
林郑不失时机的站出来指责冲突者是暴徒，赞扬警察的克制和专业，表态支持警察执法。国内媒体更是大肆宣扬警察被暴徒咬断手指，煽动大陆网友的仇视情绪，继续为可能的镇压聚拢民意。
香港勇武派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不顾形势的发展，采用错误的斗争手段，在斗争现场愚蠢的展现港独或类似港独的旗帜、口号，试图裹挟此次香港人民的民主运动。
7月17日，数以千计的老年人冒着酷暑上街举行“银发族白衣静默游行”，他们抗议政府无视民意，要求政府调查警察滥用武力。事实上，6.9游行、6.16游行和7.1游行中，55岁以上人群占比都超过10%，6.9游行当天甚至超过20%。[19]
在此前后，官媒大量通报破获激进分子制作爆炸物的新闻，并且多次披露在案发现场有港独衣服和“反修例”的标语，有意无意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送中运动和少数激进分子的港独行为混同，进而将反送中运动和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7月20日，阿里巴巴旗下《南华早报》放出消息称，警方正在追捕历次示威中的“核心示威者”。并称这些核心示威者基本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数量在700人左右，受过训练且分成两队。其中一队专门挑衅警方，大致200人左右。另一队人数在500左右，“他们不参与打架和冲突，他们的角色是提供资源比如头盔、生理盐水、塑料袋、护目镜以及砖头和栏杆。”据警方介绍，“通常情况下，这些戴着口罩的‘核心抗议者’会在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插队，混在人群中……一旦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就会在冲向警戒线之前做好准备。”这则新闻描述了勇武派青年学生的基本行动方式。
勇武派的错误还在继续。7月21日，民阵组织的第六次大游行如期举行，号称参加者有31.6万人。与之前的大型游行一样，参与人员年龄分布均匀，并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绝对多数。示威群众明确提出五大诉求“撤回修例、立即实行真双普选、收回对6.12暴动定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暴行、要求林郑月娥下台”。其中，前四项是最主要的诉求，第五项群众坚持的人并不太多。这五大诉求成了之后游行的主要诉求，并且要求林郑下台的诉求后来被取掉，换成了“承诺不检控示威者”。
然而就在当天，一群激进示威者围攻中央驻香港最高机关中联办，并且用喷漆朝中联办招牌喷黑打叉，又喷上“屌支那”、“支联办”、“Fuck支那”等字样，并弄污国徽。期间还有人不断高呼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把大陆网民彻底推到中央一边，整个大陆网民一边倒的支持中央，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央武力镇压。至于当天晚上，示威群众在元朗被有组织的白衣人攻击，到底是黑社会所为，还是中联办授意[20]，亦或是民众自发行为，已经显得并不重要了。
三天后，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面对“港独”势力抬头，国防部会如何处理。吴谦说，“关于你的具体问题，在驻军法的第三章第十四条条有明确规定。”
7月21日之后。一方面，香港人激愤于警黑联合，对当天警察放纵数百名黑社会成员在元朗持械攻击游行人群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对香港“示威者”的暴行咬牙切齿，怒斥香港所有示威者都是港独、废青，都是吃里扒外的混账，享受着大陆的补贴，吃饱了没事干搞港独。各种自媒体铺天盖地写文章，各种爆款文章层出不穷。
3. 7月22日至8月4日
7月22号开始，冲突进一步升级。
泛民之前的游行都申请了“不反对通知书”并且获批，从7月22日开始，出现了众多的未经批准的“非法集会”。
7月27日元朗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7月21日元朗黑社会打人，号称人数28.8万，此次游行未获批准。7月28日上环发生大规模游行，抗议7月21日警察滥用武力，号称1.1万人，亦未获批准。两次游行均发生激烈冲突。7月28日冲突尤为激烈，示威者制作路障，使用砖块、弹弓、自制火焰冲车等武器，而港府则出动精锐部队速龙小队，当场至少逮捕49人。
7月30日，港府决定对其中44人以暴动罪起诉。当天晚上近千人在葵涌警署外聚集，要求警方放人，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其中有两名警察疑似落单被激进示威者围攻，其中一人举枪示警，这张图片被拍下来，就是后来网络热传的刘Sir的图片。官媒以此大做文章，央视主持人更是在电视上对其喊话点赞，大陆网民分不清楚少数勇武派和广大群众的区别，将所有示威者视为暴民，强烈要求警察镇压。
勇武派继续冒进。先是，勇武派或受其影响的青年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警察资料并予以公开，众多香港市民以各种方式骚扰警员及其家属。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即使能震慑警察，也是不可取的，只会将自身推到更多群众的对立面。接着，由于不满港铁在“元朗事件”中的处理，激进示威者接二连三“闹地铁”，阻塞地铁车门、瘫痪交通。从其行为分析，组织者大概率是勇武派或受其影响的群体。受阻的上班人士，虽然有部分人表示理解示威者的行为，但也有部分人非常气愤。堵塞地铁阻碍上班的这种行为，导致更多的人被推向其对立面。
8月3日当天，苹果日报冯晞乾发表文章《勇武派还可以做什么》。文章开篇指出，“‘和理非没用，所以要勇武，要相信前线决定’。这是很多前线示威者的信念。很多人对这句话照单全收……不敢提出质疑，但形势对示威者越来越不利，今天必须讨论一下这句话……连登有前线示威者发文解释，他们每次游行完毕，皆留而不退，是为了达致一个目标：增加警方清场的成本，令清场一次比一次难。此帖有过万人力推，我很震惊，居然看不到有人指出一个明显不过的漏洞：当你增加警方清场的成本时，你同时也增加自己的成本。勇武派比警察勇，但论武则肯定输给警察。要增加警方清场的成本？这种策略，叫‘同李嘉诚拼财力’……现在示威者越抓越多，有被捕人士根本没冲，却被黑警无差别控以暴动……和理非不再像昔日那么保守，动辄谴责割席，这是和理非的进步；我们现在期待的，是勇武派的进步……勇武派要进化为智勇派，抛开多余的教条，才能真正打倒暴政”。
充满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勇武派，没有也不可能变成智勇派。
8月3日旺角“非法集会”游行中，号称人数9万。游行人群先至旺角集结，随后再兵分三路至尖沙咀、红磡及黄大仙聚集示威。游行之初，几个黑衣人面带口罩，用雨伞掩护一名蒙面男子拆走旗杆上的国旗，随后丢入海港。事后查知，这几人中有人和港独团体有关。在红磡隧道激进示威者占领收费站，让过往车辆免费通过；在黄大仙示威者包围警署，涂污外墙，拆掉监控并扔进警署；在尖沙咀更是爆发激烈冲突。数百名示威者包围尖沙咀警署，喷涂侮辱性言论、诉求和示威口号，更有示威者在大门外直接纵火，并用砖头砸毁警署内多架私家车。当天，警方再次逮捕20多人，并于其后通缉侮辱国旗的五人。
次日，《新闻联播》播发《央视快评》：香港不能无休止乱下去。其后连续数日，微信上面“港灿”、“废青”侮辱国旗的消息刷屏。平时对政府颇有怨言的大陆民众，一边倒的支持政府，不时有人叫嚣，要求政府暴力镇压。狂热的民众似乎完全忘了，政府在征地的时候暴力镇压农民，在罢工现场暴力镇压工人，在南应事件中暴力镇压学生，在P2P维权中暴力镇压小资产阶级，在退伍军人维权的时候暴力镇压“最可爱的人”，政府曾经并且持续暴力镇压大陆每一个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
8月4日，号称11.5万人在将军澳举行大游行。游行结束后，激进示威者再次包围警署、铁马堵路，扔砖头、喷标语。示威者内部发生分歧。环球日报报道如下：“一名灰衣男子向示威者喊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民意是怎么样？有没有听过我们意见？请你们反思一下自己在做什么？你看看Facebook那些键盘战士打的多辛苦？你就把我们的形象破坏了。’此时，一名激进示威者突然从灰衣男子身后发起袭击，用雨伞重击其头部，灰衣男子被打掉眼镜，并质问：‘打我这一位，为什么不出声？’而打人者被其他示威者揽到一边。”
整个形势对香港人民越来越不利。泛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香港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斗争，他们不能给斗争制定正确的目标和策略，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国际友人”勾肩搭背，他们放任甚至配合勇武派的错误行为，还以为这是什么“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本土派/勇武派的斗争的目标是错误的，斗争的手段是错误的，里面很多领导人是政治投机分子，拿英美政客的钱，以香港人民的长远利益做交易，误导了、甚至裹挟了运动，一意孤行、不断犯错；警方从驱赶策略变成抓捕策略，越来越多人被捕，对“和理非”的游行者产生了寒蝉效应；中央不断提高调门，对香港事件的定性越来越高，大陆网民一边倒的支持中央甚至叫嚣暴力镇压；英美势力仍在积极接触反对派并密谋鼓动，这些被拍到的画面被官媒充分渲染大肆宣扬，将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描绘成外部势力鼓动一群港独、裹挟一群港灿的颠覆活动。
在各方力量平衡被打破，反送中运动越来越式微之际，8.5的大罢工再次给港人打入一剂强心针。
（三）8月5日至8月31日：大罢工。围攻机场。再次冲突。
1. 8.5大罢工
（甲）酝酿期
之前就有网民在连登讨论区号召全港大罢工，罢工后全港七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同时，泛民各组织也在筹划罢工。职工盟同旗下属会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配合民间发起罢工。
国泰航空工会本是职工盟属会，且在2014年在职工盟领导下胜利为机师争取权利。国泰又是航空系统的巨头，有重大影响。在职工盟影响下，航空系统7月26日举行“和你飞”集会，预示集会是“和理非”。集会号称有1.5万人参加，部分是航空从业人员，部分是市民。示威人员向游客举牌“旅客警告”、“不要相信警方或政府”，并极力想向旅客解释最近香港的事件。这次游行示威再次被少数狂热分子玷污。现场有人挥舞美国国旗，还有人和一名老大爷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围着老大爷辱骂。这些视频被国内媒体广为传播，微信上流传一篇大陆网友的文章，大意是看到港灿的卑劣行为，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杀人的想法。
7月24日，400多名行政主任[21]和300名公务员分别发表两封公开信，促请港府正面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公开信称，“行政主任不敢自言政府骨干”，但几乎负责全政府所有政策局及部门的行政事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排除发动大罢工。8月2日晚数万人集会遮打花园，重申五大诉求。人群有超过10%的公务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务员集会。
泛民长期耕耘专业界别，影响很大。在此前后，有医务工作者、会计师、金融从业者等纷纷表态参加8.5大罢工。
7月30日开始，有网民（应该也是勇武派所为）发起全港大塞车行动，以身堵门阻碍交通，在上午高峰时段令港铁成为重灾区。有人表示，这是8.5大罢工的预演。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经过8.3旺角集会和8.4将军澳游行的预热，最终迎来了8.5全港大罢工。
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却在此时强调，必须要将“和理非”行动升级。
（乙）8.5大罢工
8月5日，各业界的劳工、教职员和公务员等群体联合大罢工。8.5罢工号称有超过35万人参加，是香港回归后最大规模罢工，也爆发了本次运动以来最激烈的冲突。事后，保安局长李家超说，当天的暴力规模是回归以来史无前例的。
罢工者在七区同时集会，再次重申五大诉求。[21]
激进示威者兵分多路，分别堵塞公路、阻碍地铁。在堵塞交通过程中，激进示威者多次和普通群众发生冲突。地铁方面，激进示威者在多个地铁站以拉起紧急栓和阻挡关门等方式妨碍列车行驶，期间和部分乘客发生冲突。在堵塞公路方面，先是多名示威者在九龙主要通道上以水马、铁栏、垃圾筒等杂物架设路障，导致附近美孚新邨居民强烈不满，不时朝激进示威者投掷杂物；其后在北角，有私家车不满堵路下车与示威者理论，遭到激进示威者围殴。司机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支持民主。你们为什么不能和平点？”
机场方面，罢工人数超过3000，仅国泰航空就超过2000人参加罢工，导致200多个航班被取消。
堵塞公路和地铁，再配合机场罢工，基本瘫痪香港交通。
其后，激进示威者分兵包围多家警署，喷涂标语，向警署扔砖块等，发生激烈冲突。冲突中，激进示威者使用砖块、激光照射器、巨型弹弓等各种方式攻击警察，并在路口投掷汽油瓶。警察大量发射催泪弹还击。据警方公布，从6月9日至8月5日凌晨，警方共发射约一千枚催泪弹，而仅8月5日一天，警方就施放了八百催泪弹。
数十人在冲突中受伤。据警方公布，自6月9日至8月5日凌晨，一共拘捕了420人。而8月5日当天，警方就拘捕了148人。
除此之外，还有多地发生群众之间的冲突。北角地区甚至发生祖籍福建的居民有组织的持械围攻示威人群，有示威人员被砍，伤口深可见骨。
入夜，再次出现港独分子将中国国旗从旗杆拆下并抛入海中。
整个过程中，激进分子在多处破坏公共设施，事后据政府统计，有超过200组路口交通灯被损毁。
8.5大罢工是一次政治罢工，重申运动以来逐步形成的五大诉求。罢工参与者有无产阶级群体，如航空公司员工以及各界劳工，也有小资产阶级，如公务员、会计师，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联合斗争。
政治罢工是劳动人民斗争的重要手段，通过限定日期的政治罢工，可以瘫痪城市的经济，打击统治者的气焰，集结人民的力量，提高人民的士气。政治罢工往往还伴随经济罢工，可以将人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诉求结合起来，团结更多相对落后的群体，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本次政治罢工，虽然没有经济诉求，但是同样能起到提升人民士气的作用。在罢工中，群众重申五大诉求，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治民主的向往，这是运动中最主要的部分。
运动中出现了港独的口号、旗帜和标语，这些都不是主流，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就是这些错误的目标，以及错误的斗争方式，给运动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目前的条件下，香港劳动人民不可能通过独立获得解放。不论是香港劳动人民反抗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还是香港劳动人民反抗港府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只有在其作为整个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最终获得胜利。至于英美资产阶级，仅仅是利用香港劳动人民来制衡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而已。
勇武派激进分子无视客观条件，提出港独或类似港独的错误口号，采取在革命准备或酝酿时期才采取的斗争方式，不注重团结甚至攻击暂时还不觉悟的群众，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对立面的同时，裹挟了运动的方向。
勇武派抛给了并且还在持续抛给港府和中央众多的把柄，后者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避而不谈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极力放大极少数狂热分子的错误行为，煽动整个中国人民的情绪，为可能到来的镇压铺路。
（丙）8.5罢工后各方形势
中央加大舆论攻势，并且积极协调建制派立场。
8月5日当天上午，两周未公开露面的林郑月娥携多名司局长会见传媒，林郑指责激进示威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挑战中国的主权，劝其不要玉石俱焚，否则将会把香港推上不归路。
8月6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说：“我们要向一些毫无忌惮的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到来。”
8月7日，港澳办和中联办召集500多建制派人士于深圳开会，协调建制派的立场，亦即协调各种亲中央的团体、个人以及香港本土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平时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政治上压迫人民的人就是所谓的“爱国爱港”的力量。他们是香港的统治阶级，在香港呼风唤雨，香港就是他们的，他们怎能不爱呢？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在会上说，这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和“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当前首要任务就是“止暴制乱，稳控局势”。
关于记者会，纽约时报这样写：“这是一种含蓄的威胁，也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之一正在采取行动，好像如果它对民众的要求做出让步，它的根基就会遭到动摇。中国看上去如此脆弱，只有真正的威权政府会这样。”纽约时报的评述是准确的，任何一个镇压人民的政府都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其统治的。中国当局不敢放开言论管治，因为一旦放开，其谎言就会被攻破，中国当局也不敢让人民知道他在人民的斗争压力面前会被迫，因为一旦被知道，将有更多的反抗兴起。
8月7日，央视主播海霞高调喊话刘Sir，“今天是七夕，是一个关于爱的节日，香港的警察们在一线守护社会的安宁，守护最爱的人，那我们14亿中国人就站在你们身后，守护你们。”随后，人民日报发起话题“阿sir我们挺你”，不久获得了45亿阅读量，大陆网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支持中央镇压香港的运动。8月8日，央视另一主持人郭志坚以轻浮的口气说到，“今天立秋，到了秋天后该办啥事呢？想想看吧。”官方在宣传中不断将运动和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挂钩，用“乱港暴徒”来形容示威者，并有意无意将激进派和广大的示威人群混同，将激进派的港独口号和广大示威群众的民主诉求混同。在此前后，武警于深圳集结的视频在微信上疯狂传播。所有渠道释放出来的所有信息都指向一个方向：暴力镇压。
警方进一步加紧控制。8月6日，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购买观星笔，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导致激进派人员围攻警署。次日，浸大学生会在校园发起静坐抗议，不满校长对方仲贤被捕的反应。观星笔的确可以用作“攻击性武器”，比如在示威中干扰警员视线，甚至可以造成眼部伤害。方仲贤购买观星笔肯定也不是为了“观星”。但是警方抓捕购买观星笔的方仲贤，而放纵持械攻击示威民众的白衣人，毫无疑问是选择性执法。泛民普遍认为，警方要采取抓捕策略制造恐怖氛围，打压游行群众。
泛民各派系通过各种方式继续积蓄力量，但内部不同的声音明显增加。
Telegram群组中有约100人组成民间记者会，并与8月6日、8月8日和8月12日三次发起民间记者会，由发言人遮挡面部，并以化名回答与会记者问题。发言人重申五大诉求，并揭露港府片面报道冲突现场，揭露警方在一系列事件中滥用暴力的恶劣行径，揭露7月21日元朗事件中港府和黑社会势力勾结，指责警方在“铜锣湾”冲突中涉嫌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冲突，指责警方在方仲贤事件中选择性执法，等等。
8月7日，法律界数千人再次游行，这是运动以来法律界第二次游行。公民党议员郭荣铿是主要组织者。游行主题是反对律政司政治检控反送中示威者，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近期的政治风波。法律界控诉律政司丧失独立性，同警方合作起诉45名示威者暴动罪，而放任元朗黑社会白衣袭击者。
英美方面，继续密切和港独联系。
8月6日，港独组织香港众志黄之峰等人和美国驻港领事、美领馆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碰面。据查证，Eadeh在中东就曾策划颠覆活动，善于处理危机，是一名行事低调的“颠覆专家”。 黄之锋后来在媒体逼问下承认，他和Eadeh商讨制裁香港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促请美方不向香港警察出口装备等。
而也就是在这几天，习近平之前的一个讲话再次被放出来，“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
各方都在准备，暗流汹涌的短暂平静，很快就被8月9日开始的占领机场打破。
2. 8月9日至8月14日围堵机场
8月9日到14期间，发生了三件事情。
其一是8月11日爆发的万余人游行。
此次游行照例被激进分子裹挟而爆发激烈冲突，激进示威者用各种方式攻击警察，包括弹弓、砖块、BB弹发射器、燃烧瓶等等，当天就有149人被捕，使得运动以来被捕人数达到700余人。在这次冲突中，警察在市内使用催泪弹，给群众带来致命的威胁；有人右眼被击中，造成永久性失明，这成了后续数日香港游行示威的重要口号之一“黑警还眼”；另有市民发现示威人群中有警察卧底，愤怒质问当局期间众多暴力事件是否就是卧底煽动，当局否认煽动，但解释说，8月11日是非法集会，警察派卧底是为了执法，就如同派卧底入黑社会一样。
也就是在这次冲突后，官媒指出香港事件已经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
其二是医护工作者连续三天发生罢工。
8月12日至8月14日，出于义愤，香港主要公立医院已经医管局总部发生罢工，部分医院职工以纱布遮眼声援因警察滥用暴力而失明的女士。
其三就是持续6天的占领机场行动。
占领机场行动从8月9日持续至8月14日，前三天人数数千左右，主题是“万人接机”。还有香港人民搞行为艺术，希望接到名为“范宋忠”（反送中）或梁智（良知）的旅客。8月12日人数增至数万，主题变为“黑警还眼、百万人塞爆机场”，相较前几天更具攻击性。8月12日当天，香港机场基本瘫痪，众多旅客滞留机场，上百架航班被取消。
除了五大诉求外，示威者还在机场打出各种标语，比如“香港公安是暴力的根源”、“13区有可以吃到饱的催泪弹”、“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造成这些动荡，我们感到抱歉，但捍卫香港自由，我们不会抱歉”。另外，港独分子也在其中，有人挂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为了向大陆群众解释整个事件，香港民众还制作标牌，“国内的同胞们，你们还相信墙内的新闻吗？请用这几天，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用你双眼去探索未被审查的真相，用你双耳去聆听不同立场，用你双唇去说出你的心声。”还有人制作标牌，“墙外不一定全是真相，但你有权去接触不同资讯。”
两天前，一篇题为《香港抗争者致内地同胞书》的文章在网上出现，“这明显再也不是一场只关乎香港本地人未来命运的抗争；这也是与全中国十四亿同胞的自由与未来密不可分的抗争。这不是一场关于港独、关于香港要与内地割离的抗争。这是一场由一群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内地同胞，在三十年前于天安门广场外，所遗下的悔恨、鲜血与泪水中，所灌溉而成的抗争。” 作者试图向大陆民众解释香港人为何抗争，试图告知大陆民众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就如大陆人民在三十年前那次斗争一样。
但是，这些都难以起效。三十年的新闻封锁，大陆人民早就不知道曾经的往事了。更何况，大陆人民不会去听一群称大陆为支那、涂中国的国徽、扯中国国旗的人，去给他们解释真相。虽然，这群人仅仅是示威者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的愚蠢行为扩大了中港矛盾，这些行为被大陆媒体加以利用之后在大陆人民心中挑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大陆人民带着这种民族情绪和香港人民谩骂，越来越多的人被卷进来，同样身为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同样被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压迫的大陆人民，一边倒的赞同中央出兵镇压自己的阶级兄弟 — — 香港劳动人民。中央很欣慰，阶级矛盾被统治者成功的转移为民族矛盾。
8月13日，发生了付国豪和一名疑似卧底的大陆公安被打事件。毛主席说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论付国豪是否有记者证，也不论疑似卧底的人员是否真是大陆公安，围攻、殴打、侮辱的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记者如果发出不实的报道，那我们就揭露他，质问他，让他哑口无言，让他失信于国人，这才是正确的斗争方式。公安卧底，只要他手上没有血债，只要他不是造成直接的不打不足以阻止的危害，发现之后应该是先揭露、再质问，并尽可能争取分化。不问青红皂白的殴打，试问对运动又有何利？
8月14日，几十名昨天围攻的示威者打横幅道歉：“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深感抱歉。我们绝望了，做出了不完美的决定。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道歉已然迟了，8月13日之后，付国豪俨然成了民族英雄，众多大陆群众内心卑劣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被中央煽动达到了巅峰。
一切都在起变化，朝着不利于香港人民的方向变化。
8月9日，已经退休的港警刘业成被返聘，统筹警队大型行动。刘业成有“钢闸”之称，处理过世贸会议韩农骚乱、引入水炮车攻击占中示威者、在旺角暴乱的处置中安排战术教官现场指导，是一名非常合格的鹰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派上大用处，是镇压指挥的适合人选。
8月9日，“守护香港大联盟”呼吁全港市民参与次日举行的“全民撑警日”活动，大联盟还发起了“我们都是护旗手”活动，号称已有380个支持团体。
香港主要资本家开始纷纷表态。8月13日，地产建设商会强烈谴责近日的暴力行为。其后联署的名单包括了香港主要地产商，亦即香港本土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人统治了香港的经济，和中央的代理人一起控制了香港的政权。这些人，在经济上剥削劳动人民，抬高房价，收取高额租金，获取垄断利益；这些人，在政治上联合中央的代理人一起压迫劳动人民，利用其在选委会和议会的地位，不许设立标准工时，加班不给支付加班费，不同意建立全民退休养老制度，不同意劳动者获得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人连同中央的代理人，一起构成了香港的统治阶级，一起造成了今日运动经济和政治的根源；也就是这些人，恬不知耻的跑出来指责香港人民。[23]
这几天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香港事件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天安门事件？中共会不会出兵直接镇压？勇武派的激进行为到底会不会葬送整个运动？中国不断派兵、不断演武，到底是威胁呢，还是镇压的前奏？
3. 8月18日至8月31日：从短暂缓和到再次冲突
8月18日大游行前，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中国官媒严厉警告：看不到武警在深圳集结，暴徒就是自取灭亡。也许是由于武警的威慑[24]，也许是某种策略调整，8月18日的游行呈现出难得的平静。示威活动采取“流水席”方式进行，民阵号称参加人数170万，香港警察首次迎来没有发射一枚催泪弹的周末。
也就在这前后，中央出台重磅文件 — —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文件内容涉及外汇管理，民主法治等事项，隐隐剑指香港特殊关税区的地位，仿佛在说“没有香港我也可以玩”。从长远看，香港特殊地位的确能够被取代，但是短期较难。一则，香港金融全开放，资金能够自由出入，中国很多公司以此为全球融资和并购的平台；二则，美国视香港为区别于大陆的特殊贸易区，大陆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规模巨大；另外，中国各大政治家族在香港拥有庞大的利益；这些都制约着中央，很难在短期找出其他城市替代香港的地位。
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凡是海外有香港学生聚会的地方，都有大陆留学生集会抵制。现场甚至出现大陆学生开着超级跑车，插着五星红旗，追着香港学生，骂他们是“穷逼”。港独头目罗冠聪在耶鲁入学不久，就受到网络威胁，“耶鲁的校友可以动手了”、“学校等你，你躲不掉的。开始美国式枪杀案”。至于国内网络上，更是有“饭圈女孩”用二次元的语言发起“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中国）”活动。在她们的语言里面，这个抓捕维权农民、镇压罢工工人的警察式集权国家，被萌化成了一个受人欺负而不知如何还手的爱豆“阿中”。
8月16日，有高中团体宣布计划罢课。8月22日，10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召集记者会，宣布将在9月2日联合发起两星期的“罢课不罢学”行动，希望集结大专学生和中学生的力量，声援罢课。也就是当天，近千名中学生发起集会，响应罢课号召。
8月24日-8月25日的这个周末，多地再次爆发冲突，打破了8月18日之后的宁静局面，警方甚至首次动用了水炮车并开枪示警。勇武派的暴力行为从街头、警局周边蔓延至地铁、商铺。25日晚上，多间位于荃湾的商铺被破坏，港铁也成为了勇武派攻击对象[25]。运动发展至此，勇武派已经展露出比较明显的极右倾向。
民阵本打算在8月31日再次发起大规模游行，警方却在29日发出反对通知书。然而，众多民间人士表示8月31日仍然会举行集会。8月30日，警方迅速逮捕9名乱港分子，其中就包括港独头目黄之峰。但是由于司法权并不在当局手中，这些被逮捕的活动分子很快就被保释。
8月31日（周六），十数万民众上街游行，勇武派照例在游行后挑起激烈冲突。勇武派从政府总部立法会外撤退后，在周边商业街设置路障，并放火焚烧杂物。整个香港，至少6个区发生纵火事件，有人向警察砸砖头，有人向警察投掷腐蚀性液体，一个45岁的警察被袭击砍断四根手指。9月1日继续爆发冲突，港铁多处被破坏。[26]
8月31日当天，发生了对后续行动产生较大影响的831太子站事件。警察和勇武派在地铁太子站发生冲突，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人员，随后封锁月台，导致众多受伤人员未能及时得到救治，据传有人送医后死亡。后续多次示威中，均有示威者要求港铁公布太子站录像，港铁却遮遮掩掩，导致示威者指责港铁变成了“党铁”，甚至将港铁作为常规攻击对象以泄愤。
整个周末冲突严重，香港警方用“一场浩劫”来形容周末的情况。多个地区发生纵火，多处公共设施被破坏，勇武派投掷至少100枚汽油弹，周末冲突中159人被逮捕。8月31日起，官媒基本将香港勇武派的行为定性为“恐怖主义”。
三、游行示威减弱 街头冲突加强【9月1日至11月4日】
9月1日至11月4日，是反送中运动第二阶段，其特点是大规模游行示威明显减弱，勇武派暴力行为不端增强，学生成为整个运动的主导。当局在该阶段明显展开反攻，出台《禁蒙面法》，并且开始实弹还击。警民双方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强，警方加大抓捕力度，事态在僵持中朝着不利于香港人民的方向发展。
该阶段分成三个小阶段。9月1日至9月27日是第一个小阶段。学生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发起第二次三罢行动，当局在9月4日承诺撤回修例。9月28日至10月8日是第二个小阶段。围绕十一前后的事件，爆发了一系列激烈冲突。当局出台《禁蒙面法》，明确了大规模抓捕策略。10月9日至11月4日是第三个小阶段。冲突继续，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释放了明确的抓捕信号。
（一）9月1日至9月27日：撤回修例。学生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
从8月18日开始， 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20日，民阵连续四次大规模游行均被取消。大规模游行作为凝聚士气、推进运动的方式，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运动的主导权越来越落入到以学生为主体的勇武派手中。从9月初开始，抗争规模逐步减小，但勇武派的暴力行为不断加剧，警方镇压和逮捕的力度也逐步加剧。
1. 9月2日至9月3日：第二次三罢
9月2日到9月3日，由学生发起的三罢如期举行，这是继8月5日之后的第二次三罢行动。9月2日，200多个学校，近万名学生举行罢课集会，还有众多学生（估计万余人）在各自的学习举行罢课，或者举行上课前“手牵手”行动。同日由跨界别罢工筹备组发起罢工集会如期举行，万余人在政府总部旁集会，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并警告政府，如果不回应诉求，将在9月13日发起超过4万人参加的全社会总三罢行动。9月3日继续发生罢课和跨界别罢工。这两天，勇武派和警察继续爆发冲突。
不论是勇武派还是温和派，都在积极寻求英美势力的帮助。黄之峰跑去台湾，寻求民进党的支持；民阵向港府施压，要求港府向联合国提交人权报告。
9月3日当天，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讲话说，中国目前风险不断积累并开始显露，各方面情况越来越复杂，中共官员要了解形势，该斗争的就要斗争，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同天，港澳办就局势表态。港澳办发言人先是列举了近期勇武派的各种极右行为，诸如“散播警员及其家属的个人信息，疯狂叫嚣伤害或杀害警察”、“在机场围殴、侮辱和非法拘禁无辜旅客”、“扬言进行揽炒（拉住众人一起死）”、“伏击下班回家的警员”、“阻堵交通干线、毁损公共设施”等等；接着，港澳办发言人自信宣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最强烈的呼吁；然后，港澳办呼吁大家一方面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另一方面要“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因为“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比如“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 针对有记者提出传闻港府会动用《紧急法》来应对当前局势的问题，港澳办说中央支持港府“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止暴制乱，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各项权利，维护香港法治的尊严”，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态度。
在此前一天，也即9月2日，路透社传出林郑和工商界资本家的内部讲话的录音。林郑在讲话倍显疲态，但她也讲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中央并没有处理香港问题的截止日。中央并不会为了十一国庆而出兵。林郑说，因为“他们在意国家的国际形象。中国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建立起那种国际形象，让人们说，中国不仅是个经济大国，还是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所以抛弃所有那些正面的发展显然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上。”第二，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先拖着，再找机会处理，最后以经济政策托底。林郑说，“他们愿意先耗着……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国家会伸出援手的，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举措，特别是在大湾区。”
综合林郑内部讲话和港澳办新闻发布会，基本可以看出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后续思路：不出兵但积极等待勇武派犯错，找机会清场，清场后以经济措施收买民心。[27]
2. 9月4日： 撤回修例
9月4日，就在中央强硬表态之后的第一天，林郑月娥电视讲话承诺，立法会复会后即刻按流程撤回修例，并表态政府将积极与民众沟通。至此，林郑不再使用修例已经“死亡”等词语敷衍民众，而是明确的表示要撤回修例，即在法律程序上终止修例。
林郑的表态受到两方面夹攻。有大陆背景的多维网发表社评批评林郑“喧宾夺主”，表态与中央精神不符合；并且还批评林郑主导下的港府管治能力不足，资本家和建制派骑墙投机，特首在处理危机时反复摇摆、软硬失当。泛民对林郑的表态根本不买账。不论是温和泛民，还是激进的勇武派，都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泛民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说：“为什么会有这五大诉求呢？最核心的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如果没有民主选举出来的特首跟立法会，跟《逃犯条例》一样破坏香港法治跟自由的恶法还会继续出来，所以我们抗争者7月1日提取五大诉求以来，已经变成一个全民的共识。”有学生明确表示，“人民的愤怒其实已经不单单是政府不能聆听人民的意愿去想要强推这个条例，而是一些警方的一些行为，还有就是对这个整个体制的一个失望。”
就在前一天，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已经看得很清楚，围绕修改《逃犯条例》所出现的事态已经完全变质。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欲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即使是温和的泛民，也不再信任现有体制下的港府，认为当前“一国两制”下的非民选港府，随时都可能再次提出“恶法”。勇武和泛民相互配合，其目的也不再仅限于撤回修例，而是要达到更高的自治，获得更大的普选权，超越当前的“一国两制”。
9月4日当天，新华社发表题名为《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 — —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的文章，文章分析了香港矛盾的社会根源，在分析了香港高房价带来的困扰、中产阶级不断没落的现实后，文章指出“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0.4，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新华社虽然没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之类的词语，但在事实上却承认了阶级矛盾是导致香港斗争“重要原因”。
3. 9月26日之前的情况
9月5日至9月25日，一方面太子站事件持续发酵，一方面每逢周末照例爆发冲突，另一方面学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831太子站事件持续发酵。9月6日，数百名示威者要求港铁公布太子站视频，随后攻入太子站和旺角站和警方爆发冲突。9月7日，示威者迁怒港铁旗下商场，发起“罢买”运动，导致商场部分店铺关门。
周末连续爆发冲突。在经过两天冲突后，9月8日（周日）迎来了831之后首次大游行，组织者号称有25万人，现场估计应有数万人。游行人员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敦促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集会后，勇武派在多区“游击战”，打砸港铁车站，并在站外纵火。《人权法案》是美国介入香港事件的一张牌，在必要时可以用来给中共施压[28]。香港泛民之所以在此时敦促美国通过该法案，无外乎是“携洋自重”[29]，增加其动员民众，对抗港府的资本。之后的两周，每逢周末都爆发激烈冲突。9月15日冲突尤其剧烈，警方事后称，“暴力行为在香港已经升级到近乎一个失控的地步……我们见到肆意堵路、纵火、破坏公共设施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而投掷汽油弹、袭击警务人员、以众搏寡、肆意使用私刑，这些暴力行为都已经广泛威胁到所有香港的市民。”
学生行动越来越频繁。先是9月2日，大专院校发起三罢行动，中学生积极响应，要求林郑9月13号回复五大诉求。其次是9月9日，超过200间学校的学生发起人链活动，大家手牵手表达示威者的诉求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接着在9月19日，科大学生会在校园发起人链行动。同时，有近30所中学发起沙田联校人链活动。同时，由于林郑过期没有回应五大诉求，13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宣布将从10月1日至7日发起 “三罢”。
在这段时期里，运动出现了如下特征。首先，大的游行减少了，但周末的冲突更加剧烈，学生成为冲突的绝对主力。根据香港警方9月27日记者会上透露，从9月1日香港各级学校开学后，学生被捕比例比暑假期间明显上升。其中，从6月9日到8月31日，警方拘捕1046人中，有学生257人，占被捕人数的两成半；从9月1日到9月27日，警方共拘捕550人，其中学生207人，占三成八。大专学校和中学都在参与运动，部分大学校园日渐激进化，在校师生联合校外勇武派积极活动。香港中文大学甚至被视为“暴徒大学”。其次，勇武派对待不同意见者越来越暴力，更加滑向恐怖主义。他们威胁不支持运动的商铺小老板，他们殴打清理路障和标语的普通市民，他们围攻辱骂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大学老师，他们袭击支持建制派的一般民众。
在这段时间，香港的小生意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一名贩卖饮料和零食的人苦不堪言地说：“示威者有五大诉求，我也有诉求，可我跟谁说呢？”
9月25日至9月26日，港府连续发布三个重磅消息。先是爆出垄郑氏家族的新世界集团捐出公司20%的农地用于改善民生；其次爆出董建华牵头成立基金，准备搞一些公屋、居屋之类的项目，帮助港人解决住房问题；接着爆出港府将在12月27日之前收回784幅私人土地和9个坟墓所占用的土地，以解决港人住房问题。
这些消息，以及在此前后爆出的政府“派糖”的消息，都指向一个思路：以经济换稳定。然而港人并不认可。十一临近，暴力冲突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
9月26日，林郑与市民举行首场社区对话秀如期举行。林郑心知肚明，当前的局面根本不是对话能够解决的。
（二）9月28至10月8日：冲突再次加剧
9月28日至10月8日，冲突再次加剧。
从6月9日的游行开始到8月31日，两个月内警方抓捕1046人。从9月1日到9月27日，不到一个月，警方抓捕约550人。从9月28日到10月8日，10天时间，警方抓捕783人。
1. 9月28至10月3日：十一系列冲突
9月28日至10月3日，香港示威连场，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9月28日至9月29日，示威者发起一系列“全球连线、共抗极权大游行”，号称有20多个国家，60多个城市响应。这两天游行后均爆发警民冲突。这次游行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反赤纳粹大游行”，意指压制人民、钳制舆论、用警察治国的中共当局，已经沦为新的纳粹。
9月30日，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号召罢课，有数百中学生集会讲述自己参加运动的心路历程。当天，警方新的《程序手册》生效，放宽了警方开枪的限制。
10月1日，香港数万民众不顾警方反对，在泛民号召下，举行了一场名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游行。游行后勇武派在多区纵火堵路，与警方爆发冲突，警方当天共抓捕269名抗议者，并实弹击伤一名示威者，这是警方运动以来首次实弹伤人。
10月2日，不同区合计数千民众上街，抗议警方开枪行为。期间，勇武派攻击破坏地铁站，破坏多家亲中企业店铺，炸毁中国银行柜员机。
10月3日，多区爆发冲突，勇武派以杂物堵路，破坏交通灯、栏杆，继而打砸某些亲中企业商铺。港铁再次被破坏，电梯、售票机、出入口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坊间有人说道，香港现在有三派，勇武派、和理非，兰草派（揽炒，即拉住众人一起死），“兰草派就是同归于尽，把亚洲四小龙砸烂了也不给你。”
港澳办发言人认为，“香港局势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围绕移交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某些街头抗争正在向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方向演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
2. 10月4日至10月8日：反对《禁蒙面法》系列冲突
10月4日，港府最终下决心援引《紧急法》，绕过立法程序制定《禁蒙面法》。按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身处受规管的公众集会或游行，包括非法集会、未经批准的集结时，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辨身份的蒙面物品，违例者最高可监禁1年，罚款2.5万港元”。
紧急法是港英时期镇压群众运动的恶法。上一次动用紧急法，还要追溯到1967年港英政府镇压左翼工人运动。讽刺的是，号称共产党的政权，终于祭出这个恶法镇压反抗他的群众。
然而，一方面港府并不掌握司法权，警察前脚抓人，法官后脚保释；另一方面法案规定的最高刑期仅一年，威慑力很小。港府希望通过《禁蒙面法》打击勇武派，结果适得其反。勇武派非但没被吓住，反而借此发动进攻。
定期召开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说，“如果政府或者不同的建制派人士想要我们的群众更加激进，更加做不同形式抗争的话，那他们只管去制定这个蒙面法。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些群众之后会做些什么。但是，既然有这么多的意识不惧怕这个港共政权的打压的话，区区一个蒙面法如何就会使我们不上街抗争呢？”
10月4日晚至10月5日，爆发全港18区示威活动，抗议《禁蒙面法》，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18区集中爆发示威活动。示威者人数并不多，每区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大肆破坏地铁站、堵路纵火、破坏某些亲中企业，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林郑月娥在10月5日发表电视讲话，形容香港渡过了“非常黑暗的一夜”，令今日香港陷入“半瘫痪”。
10月6日抗议持续爆发，除了抗议《禁蒙面法》外，还有很多人担忧林郑援引《紧急法》，开了绕开立法程序擅自立法的先例。民主派议员毛孟静说：“这个紧急法将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使得香港置于林郑月娥的独裁统治之下，而她只不过是北京的傀儡而已。”
（三）10月9日至11月4日：冲突继续。中央释放信号。
1. 10月中旬的局势及各方的情况
局势继续僵持，港府和中央无法快速镇压反对者，反对者也无法迫使港府和中央让步。运动形式方面，大规模抗议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小规模的快闪多起来，勇武派的冲突也更激烈；这似乎显示出，长时间看不到效果的运动，使得多数人开始疲惫，也使得勇武派更趋冒险。
中央和港府。香港高度国际化，是中资企业进行国际融合和并购的平台，且中共高级官员在香港有自身利益，中央在考虑出兵镇压时，不得不投鼠忌器。由于港府不掌握司法权，被捕人员可在被保释后继续从事活动，因此仅仅靠警察的逮捕，难以快速平复抗争。一方面中央对出兵极为慎重，一方面港府仅靠警察部队难以快速镇压反抗，局势陷入胶着。港府和中央立场强硬，对勇武派的定性不断升级，视其为恐怖主义，抓捕力度变得更大。
香港司法系统。警方和民众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强。10月16日民调显示，有51.5%的不信任警方，而在5月23号民调中，仅有只有6.5%完全不信任警方。而且越是年轻人，越不信任警方。香港法院虽然仍然在不断批准保释被捕的抗议者，但是也先后发出禁令保护警察。法院先是在10月14日发出禁令，不准示威者进入警察宿舍区，不准用强光照射警察宿舍区；接着在10月25日发出禁令，不准起底警察个人及家属资料。
建制派和港府的裂痕。中央通过设立在深圳的机关协调建制派和港府的立场。但是，建制派也和港府产生了明显的裂痕，特别是部分建制派明确表示不信任林郑。10月16日，在林郑立法会复会的首次报告后，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港府施政因循守旧，困局无力突破。
香港的抗议者。温和泛民与激进的勇武派内部有矛盾，但是二者相互借势，并未“割席”。然而，香港的抗议者也没有更多手段迫使中央或者港府就范。香港的多数人还是该上班就上班，到目前为止发起的三次三罢行动，规模都不足以瘫痪香港经济，给港府实质性打击。大规模抗议减少，民气似乎也在消沉，港府并未实质性让步，这一切可能促使勇武派将采取更冒进的斗争方式。勇武内部分化出了更极端的团体，即所谓“揽炒”派，或者“兰草”派，这个派别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香港重新被中央控制。
美国等外国势力。黄之峰等港独分子，李柱铭等民运分子，积极勾结英美政客，收割其政治利益。特朗普出于选举考虑，希望快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因此不愿过多介入香港事件。但是美国参议两院议长，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众多政客，均纷纷表态支持香港民众，意图借此打击中共。后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是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也只有一票反对。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这个法案不光是对香港问题表态，更是美国政界“全面正式回应中共针对美国的挑战”。
台湾。整个反送中运动中，蔡英文都在上蹿下跳。她一边在镇压台湾工人的罢工，一边却向香港人民的民主运动抛媚眼。借着反送中运动获得大量政治利益，裹挟台湾选民，反对有亲中倾向的候选人韩国瑜。10月10日，蔡英文表示，一国两制彻底失败，香港处于失序的边缘，台湾人民应该不分党派，拒绝一国两制。
（二）10月中下旬至11月初的情况
10月中下旬冲突依旧。从10月12起，连续四个周末爆发警民冲突。10月12日至13日，游行主题是反对《紧急法》，号称万余人参加；10月20日游行主题是“废除恶法、独立调查、重组警队”，号称35万人参加；10月27日游行主题是“追究警暴，守护民众”，约数千人参加；11月3日游行主题是“七区行街反警暴”，合计最多也就数千人参加。每次游行后都照例爆发激烈冲突。
勇武的暴力行为越来越不受控制。勇武派有人打砸商铺，有人刺杀警察[30]，有人制作遥控炸弹，有人攻击不同意见的普通民众。11月2日游行中，有人破坏新华社香港分社大门玻璃、闸门，并向大堂投掷燃烧弹。10月24日，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怒斥勇武的暴力行为是“丧心病狂的暴力犯罪”。
在示威和暴力冲突之外，抗议者发起了抵制亲中企业的行动。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建立企业数据库，将支持抗争的企业标为“黄色”企业，把亲中的企业标为“蓝色”企业，鼓励民众买黄色企业的商品，通过购物表达政治立场。
中央释放信号，积极为强力处理香港事件做准备。10月28日至10月31日，中央召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中央对香港事件的基调，“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11月4日和11月6日，习近平和韩正分别接见林郑，习近平强调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韩正除了强调止暴制乱之外，还强调中央将全力支持港府解决民生困难。在此前后，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四、勇武校园受挫 泛民选举收割【11月5日至11月30日】
11月5日至11月30日是反送中运动第三个阶段。本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勇武派的激烈冲突从街头蔓延至校园，香港五大高校先后成为冲突主战场，其中中大和理工大的冲突具备了某种“准内战”的特点。香港警方全力出击，将勇武派核心人员围困在理工大校园中，最终迫使大量勇武派“投降”。其二，泛民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选举投票基本保持泛民和建制派6:4的基本盘，但泛民动员了众多民众投票，在多个建制派传统地盘成功翻盘，最终在452个议席中夺得388 席。投票结果清晰的表明，经过6个月的骚乱，经过勇武派近乎恐怖主义的打砸烧式的抗争，香港主流民意仍然支持这场运动。这也表明，这一场运动不论结果如何，都已经在香港培养了整整一代反抗者。
（一）11月初的基本情况
1. 11月初日双方动态
中央方面谨慎用兵，但是派驻部队驻港或深圳，引而不发。港府的裂痕越来越多，前后有数以千计的公务员参加了游行。为了约束公务员，11月4日，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动议，要求公务员宣誓基本法、效忠特区政府。林郑曾无奈地说，她现在除了3万警察部队，没有任何依靠了。警察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群众称警察是黑警，警察称群众（特别是勇武派）是“蟑螂”，称出警是去“打蟑螂”。媒体采访时会针对警方，而警察出警时会有意无意推搡记者，甚至拘捕记者。
港府和中央的策略越来越清晰。港府估计勇武派人数大致2–3千人，采取加大抓捕力度策略，试图将勇武派全部抓光。从10月28日起，短短一周内，连续出现抓捕高潮。10月28日至10月31日，四天内抓捕249人；11月1日至11月3日，三天内抓捕325人。
学生群体继续充当勇武派核心。学生群体不光在街头斗争，还将斗争带入校园。各个学校随处可见黑衣人群，香港学生和内地生的矛盾不断扩大。11月6日，科大发生多名黑衣学生殴打内地学生事件。11月7日，中文大学某些毕业生不顾禁令戴口罩抗议，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还有千余名毕业生穿传统黑色学位服抗议。中学生参加运动者日益增加，10月10日警方披露，在被拘捕的近2400人当中，750人18岁以下，104人16岁以下。暴力行为甚至扩展为蓄意谋刺。11月6日，何君尧（721事件帮凶）当街被刺，谋刺者就是激进抗议者。
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了科大学生坠楼事件。科大22岁学生周梓乐在11月4日将军澳警民冲突中坠楼，警方否认与此事有关，泛民和勇武派指责坠楼是由警方暴力追赶、施放催泪弹所致。正在双方不断打嘴仗之际，11月8日周梓乐不治身亡。
2. 11月8日至11月12日的情况
香港学校的学生会有独立的资金和组织，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10月警方加大抓捕力度以来，很多勇武派学生将学校视为避风港，学生也多次敦促校长公开谴责警方并禁止警方入校执法。10月以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学校成了勇武派聚集的大本营，学校的政治氛围越发浓厚。
11月初，科大发生殴打内地生事件和污蔑内地老师性骚扰事件，内地学生异常愤怒，原打算在11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放国旗，搞一个小型爱国集会。但是周梓乐不治身亡的消息传来，整个科大的氛围一下就变了。勇武派群情激愤，喊出“以命换命”的口号。交流群里说着各种威胁话语，比如“抓到小粉红就打，打死为止”。这样的威胁话语，和耶鲁的内地生威胁罗冠聪如出一辙。内地学生被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很多学校内地生开始大规模撤离。
11月8日，之前至少还保持中立的科大校长史维要求彻查周梓乐死因。史维致信全校师生说，视频显示警车挡住了救护车的道路，导致耽误了20分钟宝贵的抢救时间。警方在该事件后陷入很大被动。网友发起全港几十个地点悼念集会，要求追究警方耽误救治的责任。勇武派在多处堵路并与警方爆发冲突。
11月9日，至少数万民众在政府总部附近的添马公园举行和平集会，现场有人喊口号“香港人报仇”。运动开始以来，每次集会都有人喊口号。除了该次集会的具体诉求外（比如惩办黑警），最常见的口号是“香港人加油”。从10月4日公布《禁蒙面法》之后，口号变成了“香港人反抗”；11月8日之后，口号再次变为了“香港人报仇”。
11月10日，勇武派在至少8个区以数十至数百人不等的规模聚集抗议，冲击地铁站和购物中心，捣毁设施、打碎玻璃，和警察爆发冲突。
11月11日，勇武派发起三罢行动，号召堵路瘫痪交通，让人无法上班、上学，“被罢工”、“被罢课”。多地勇武派（每地人数最多数百左右）各自聚集堵路，破坏交通设施。警察在冲突中近距离开枪击伤一人，另有交通警察驾摩托数度冲击示威人群，导致两人受伤。也就是这一天，有勇武派点燃有异议的普通市民，导致该市民全身大面积烧伤。面对这种暴虐行为，林郑警告这“甚至可能令香港踏上不归路”。环球时报抨击说“暴徒点燃反对者，已与IS（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无异”。
11月12日，全港50多个地方爆发堵路活动，超过160组交通灯被破坏。另有抗议者连续第二天发起中环“和你 lunch”活动，千余人（包括中环上班人士）聚集在香港核心商业地带，“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此时香港的抗议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化。大规模游行逐渐减弱，勇武派斗争不断升级。
（二）校园攻防战：11月11日至11月25日
1. 中大争夺战：11月11日至11月16日
学生成了勇武派的核心，大学成了冲突的战场。11月11日的抗争引发多地冲突，香港中文大学的冲突更是到达白热化程度。
11月11日清晨，中大有学生响应堵路行动，投掷单车等杂物堵塞交通要道。早上7点半左右，警方出警，双方形成对峙，警方发射胡椒球弹，示威者投掷燃烧弹，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中文大学官方宣布停课。至此，持续五天的中大争夺战正式爆发。
11日下午1点，警方在二号桥发起进攻，中大学生用燃烧弹还击，双方对峙3个小时，4点后冲突暂告一段落。
12日上午，双方再次出现对峙。早上10点左右，勇武派闯入器材库，取走大量弓箭、标枪等体育物资。事态非常严重，校方尝试介入调停。副校长吴基培于当天中午与同学生沟通，试图缓和，另有教职员工当天下午尝试与警方交涉，表示示威者同意暂停推进，要求警方返回二号桥。下午3点，警方返回二号桥，但示威者借机推进防线。从下午3点12分开始，警方再次发起进攻，大量发射催泪弹，示威者投掷燃烧弹还击。4点前，警方完成对中大的包围。4点20分，警方举旗示警，事态再度紧张。下午5时，校长段崇智携林卓廷等多位泛民议员抵达现场，试图与警方沟通。警察认为段崇智根本不足以影响学生，拒绝谈判。
12日下午，校外勇武派发起“围魏救赵”行动，到当天晚上，全港超过20个地方爆发警民冲突。沙田警车被纵火，这是运动以来第一次发生焚烧警车。铜锣湾有警察被围殴。天水围警署被投掷汽油弹，大门被焚毁。
晚上7点半，警方在二号桥发起新一轮进攻，接下来两个小时，“警方近乎无间断地，大量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海绵弹”，期间多人受伤。晚上9点多，警方在Facebook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寻求缓和的解决方案，并表示警方正安排撤退。但同时，警方水炮车抵达现场。
当夜有记者潜入校园，记者描述，“在2号桥上通向校园入口的部分，示威者设置了几重路障，一辆烧毁的汽车翻倒在桥面上，周围还有汽车轮胎、纸箱和硬纸板等杂物。12日午夜后，警察在校方斡旋下与示威者达成了妥协，暂时撤离了这里……绕过这道屏障，继续往桥上走，路边堆放了一些空准备制作燃烧瓶的的玻璃瓶。一些黑衣人在这里巡视。也有人在模拟与警察的攻防演练……绕过隔墙，记者在桥的后端看到大量补给和‘战斗’物资，如雨伞、头盔、护目镜、瓶装水和砖头等。在校园内，中大的各类车辆都已被黑衣人征用，一辆停在2号桥附近的大客车被用来当作临时休息室，电动小客车和中巴车被用来运人和物资。2号桥内侧也摆放了大量各类物资。还有黑衣人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物资往2号桥附近集中。入夜后，2号桥周边仍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据当时中大工作人员介绍，最多的时候，包括中大、其他学校以及社会人士在内，“校园内曾有4、5千黑衣人”[31]。
由于中大爆发剧烈冲突，13日校方宣布本学期即告结束。13日到14日，各国留学生纷纷撤离校园，大陆留学生更是恐慌式撤离。11月13日晚上，高等法院拒绝颁布临时禁制令（之前中大学生申请禁令，要求警察不得入校执法），法官指出，警方有必要进入校园处理中大二号桥暴力事件。14日当天，习近平指出，香港的抗议是是“激进暴力犯罪行为”，已经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14日起，中大事实上被示威者接管。勇武派在二号桥附近设卡，上写“CU入境”[32]，进入者需接受“安检”。15日下午，警方称中大被示威者非法攻占，有人设置关卡，校园成为练靶场，有人制作汽油的，用校巴运汽油弹。中大校长段崇智被迫离校，他在呼吁中说，中大已被占领，情况完全失控。
在坚守数天之后，示威者内部出现明显分歧。15日凌晨三点，有示威者到二号桥与记者沟通，表示愿意退让，换取政府“不取消、不延期区议会选举”的承诺。另有示威者非常不满，认为这种要求偏离“五大诉求”的主线；不满人员在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鼓噪闹场。有人要求继续留守，有人要求重开行车路线换取政府承诺，“有理工大学学生表示很灰心，决定离开稍作休息”。
示威者开始逐步撤离。到15日下午，二号桥留守人员大幅减少。到16日，所有人员几乎全部撤离。其后警方进场搜查，最终在重大搜查出3900枚汽油弹，是运动以来最多的一次。11月20日起，中大实施出入管治措施，进出都需出示“中大通”。
2. 理工大争夺战：11月11日至11月25日
11月11日开始，冲突变得异常激烈。香港勇武派连续五天堵塞交通，中大校园被勇武派接管，发生激烈的“攻防战”，与此同时，理工大也爆发冲突。
理工大争夺战分成三个阶段。11月11日至11月16日是前奏阶段，17日至19日是激烈冲突阶段，20日至29日是抓捕和收尾阶段。
11日有勇武派为避开警方追捕，逃进理工大校园。警方进入校园抓捕，并施放催泪弹，校方当即宣布紧急停课。勇武派开始在校园及出入口设置防线。至13日，校园基本被勇武派接管，出入校园需要经过黑衣人“安检”。15日，有视频显示，大批勇武派在游泳池旁练习投掷汽油弹。16日晚，也即中文大学留守者撤退后的第一晚，大批勇武派聚集理工大，其后出发向理工大旁交通要道投掷燃烧弹，警察集结后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勇武派，双方再次爆发冲突。17日早上，有市民自发清理路障，被勇武派殴打阻止，警察迅速到场，双方对峙。以此为界，理工大攻防战正式爆发。
17日上午11点，警察发射催泪弹，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中午时份，冲突愈演愈烈，警方出动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向前推进，勇武派用各种武器还击，冲突中有警察被箭射穿小腿。
17日下午5点，警方将理工大全面包围，只留一个出口，进出必须登记身份证。理大校长滕锦光希望和警方沟通，希望到现场协调，但据称被警方拒绝。傍晚时分，勇武派在红磡隧道纵火，并往天桥投掷汽油弹。晚上9点左右，警方再次出动装甲车推进防线，警察在车顶上居高临下不断近距离发射防暴弹。勇武派投掷的燃烧瓶砸中装甲车，整个车头起火，这是警方装甲车首次被击中。入夜，警方通牒要求留守者离开后，并播放《监狱风云》的插曲《友谊之光》等歌曲，并用广播向勇武派喊话，“只有一条路让你走，就是投降”。
勇武派聚集到校园Y core（李兆基楼），是去还是留，示威者并不统一。有人提议撤退，有人说如果要撤得先同其他勇武派商量，多数人执意留守校园，也有人想协调外面勇武派夹击警方防线。晚上10点，警方呼吁人们离开理大。部分市民和记者从警方留出的通道离开，但被警方逮捕。
18日凌晨5点，警方以水炮车开路冲击勇武派防线，发射蓝和白色水柱后又后撤，随后从三个方面冲击，切断勇武派退路。校园里开始缺水缺粮，勇武派发起三次突围行动，包括尝试跳桥、跑公路及走下水道等方法，但均被警方击溃。
泛民在校外要求港府干预，避免发生“人道危机”。多名泛民议员来到现场试图和警方沟通，被警方喝止。勇武派中多人出现身体不适，至少40人因被水炮射击而出现低温症。
当天，明报爆出警方策略，指警方希望采取消耗战“围佢十日八日（将他们困上十天八天）”，然后尽可能多地抓捕勇武派。
18日，经多方协调之后，警方同意18岁以下学生可由各自校长接走，警方暂不抓捕，但警方保留追究权力；18岁以上学生，警方立即被捕。随后，在张达明[33]及各自中学校长陪同下，大批勇武派向警方“自首”，登记后被送医。截止19日晚，共近800人“自首”，其中18岁以下近300人。至此，理工大攻防战基本结束，理工大内留守人员仅余少量人员。
19日，林郑要求警方人道地处理理工大事件。但也就是在当天，一直被坊间质疑和黑社会有勾结的强硬派邓炳强，在林郑提名下被任命为香港特区警务处处长。随后两天，均有理工大留守人员“自首”，截止21日，已有约1000人自首离开理工大。
至23日，大约还有数十人留守，藏身在不同的大楼。至25日，理工大留守人员几乎全部撤离。
28日，警方进入校园搜证，最终查获“3989枚汽油弹、1339支压缩燃料、601支化学品，以及573件攻击性武器（包括锤子、28支弓、200支箭、大型投射器及气枪等）”。
（三）区议会选举风波
2019年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建制派惨败，民主派大获全胜。
民主派得票率57.44%，比2015年增长17.24个百分点；建制派得票率41.32%，比2015年减少13.29个百分点。在452个席位中，民主派占据389个席位，建制派仅获得59个席位，另有4个席位没有派别归类。民主派389个席位中，传统温和泛民主派占据超过233个席位[34]，港独或有港独倾向的团体至少占据21席[35]，传统激进泛民主派至少占据3席[36]。余下142席中，很多是独立候选人或者某社区组织（如深水埗社区关注组、长沙湾社区发展力量等组织）。
在经过了6个月的抗争之后，香港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普通的香港市民，平时上班过日子，周四会囤积日用品，周六日尽量不聚餐，周末有可能参加游行。在冲突和动荡中，香港第三季度经济下滑3.2%，失业率上升至3.1%。与旅游香港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餐饮行业失业率超过6%，出租车司机收入下滑。勇武派的暴行不断蔓延，从街头蔓延至政府机关，进而蔓延至港铁和商铺，甚至蔓延到圣洁的大学校园。勇武派的暴行也日渐恐怖，不光打砸公共设施，甚至火烧路人。泛民主派大佬也是丑态毕露，和英美勾肩搭背，见利则行，不利则或出国留学，或出国参加朋友婚礼。香港社会更是在建制派和泛民的冲突中发生撕裂，亲友之间，因为政见不合而相顾无言，“饭局上首先问‘你是蓝还是黄’（蓝色亲建制派，黄色代表亲民主派），群组里和则谈，不合则散。”
即使成了这样，接近六成的香港人民仍然支持泛民主派，而不是支持建制派。选举结束不久，路透社就爆出消息说，建制派大败令中央感到错愕不已，中央认为中联办脱离中下层群众，只与权贵往来，打算撤换中联办主任。大陆各种御用文人和帮闲文人纷纷跑出来攒资料、写文章，想方设法把这个令人惊愕的选举结果说成是“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御用文人分析的基调千篇一律，他们说，“泛民和建制派的基本盘本就是6:4，这次区议会选举泛民和建制派得票还是基本维持在6:4[37]，泛民也没有扩大基本盘。泛民之所获胜，是因为泛民把很多以前不参加区议会投票的基本盘群众动员出来投票，而这些人不看民生政策，仅仅根据政治偏好投票。”
御用文人希望掩盖事实，却恰恰揭露了真相。这么多人根本不看候选人的民生政策，而仅仅根据政治偏好来投票（也即根据候选人支持或或反对中央和港府来投票），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央在这部分香港选民之中，民心尽丧。
注释
[1] 潘晓颖与疑犯陈同佳均为香港居民，两人以情侣关系在2018年2月8日往台湾旅游，同月13日入住紫园旅店，潘晓颖在同月17日于旅店房内被杀，翌日被弃尸在台北捷运竹围站外公园的草丛，其男友陈同佳则案发后搭机回港。由于案发地点在台湾，然而港台两地之间并无司法互助安排，故香港政府因而无法递解陈同佳到台湾受审。受害者家属其后向民建联寻求协助，希望讨回公道。民建联趁机提出修例。
[2] 铜锣湾书店事件后，引起了业界的恐慌，其中与铜锣湾书店相隔不远的乐文书店同样有售卖大陆禁书，该店经理林壁芬表示，书店基于安全问题，会“调整政策”并提高警觉，多加注意售卖的政治类书籍会否过于敏感，又言不希望因此而“负上如此大代价”。
[3] 警察滥权的事情在大陆屡见不鲜，比如前两年爆出鸿茅药酒勾结公安抓捕揭露药酒有毒的医生，以及2019年爆出华为勾结公安抓捕离职索要赔偿的员工。
[4] 三读制度是英美法系的一种立法程序。要求法律先在全体议员中“一读”，再在专门委员会“二读”，最后表决即“三读”。
[5] 具体参加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5_22_502660.shtml。
[6] 30岁以下的约占40%，30–40岁的约占20%，40以上的约占40%。下层无产阶级大致占30%，自认中产阶级的（含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层）约占65%，自认上层的不到2%。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7]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8] 30岁以下的将近70%，30–40岁的约占25%，40以上的约占6%。下层无产阶级大致将近50%，自认中产阶级的（含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层）约占40%，自认上层的没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超过85%。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另据记者现场了解到，抗议者主要是青年学生。不过，也有以各种名义请假到场的工人、职员等。绝大部分抗议者都带着口罩，甚至毛巾，明显准备应对某种场面。
[9] 据现场记者收到的《被捕需知》卡片记载，《被捕需知》上面有“大学法援”，具体标有港大、科大、中大、理大、浸大等院校的联络电话。《被捕需知》卡片告诫被捕者，律师不在场，不提口供。女被捕者可要求女警搜身等，记下警方不合理对待的时间、地点，人物。
[10]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1]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2] 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及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暴力。
[13]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4]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5]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6]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17] 后来泛民指责警察故意撤出让学生攻入立法会，引诱学生犯错。
[18] 如“真普选”、“永不屈服”等标语。
[19] 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20] 路透社7月26日报道，元朗发生的袭击事件，跟中联办有关。报道说，就在元朗21日发生数百黑社会“白衣人”在地铁车站袭击车站乘客的前一个星期，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曾表态：要把那些到元朗闹事的人赶出去。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元朗区议员黄伟贤说，这次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就职礼，李蓟贻在会上说，不要让那些暴徒来元朗生事，要把他们赶走。
[21] 香港公务员分成职业线条和部门线条。职业线条中，行政主任负责办公室事宜。
[22] 完全撤回《逃犯条例》；调查警方滥用武力；不检控及释放示威者；撤销暴动定性；实行双普选。
[23] 观察者网采访国旗护卫队的陈文伟，问他示威的人“对香港发展不满意，主要针对哪些方面？”陈文伟回答：“首先，香港的生活成本及房价太高。现在香港年轻人毕业后，普遍能有1–2万月薪，他们要交房租租金、支付自己日常支出、补贴家用等，每月能攒下的钱很少。可如果你要在香港买房，没五六百万，基本上买不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地方。其次，现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也比以前少很多……那时白手起家的例子在香港很多，现在少了，大部分人没这种境遇。”
[24] 香港中文大学民调问到如果修例风波持续将会如何收尾，认为中共出兵干预的有13.5%，港府出面镇压的有37.5%，认为港府会让步的有17%，不了了之的有22%。
[25] 示威者认为港铁配合政府关闭某些站点，限制示威者机动性。事实上，政府的确采用各种方式限制抗议，比如限制头盔、黑衣、口罩等等抗议相关物资供应。
[26] 8月31日有32个港铁车站遭到大肆破坏，整个香港的铁路网络有91个站，受到破坏的占到了三分之一，5条铁路线一度被迫停止。9日1日，15个港铁车站被破坏。
[27] 九月初的两条消息具体描述了经济收买的路线。（1）林郑月娥星期四（9月12日）晚间在脸书帖文称，她的政府将增加住房供给，并将陆续出台更多相关政策。（2）路透社9月13日报道，北京的中央政府要求中国最大型国企加强在香港的投资，拥有对港更多控制权。来自近100家中国大型国营企业高层代表本星期齐聚深圳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敦促与会国企帮助为香港目前经历的几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降温。国企代表在会上承诺，投资香港房地产、旅游等重要行业，以便为香港市民创造就业机会、并稳定金融市场。 其中一位知情人说，会议要求中国国企不仅要简单地持有香港企业的股份，还有寻求控制港企，并在这些企业中拥有决策权。与会的国企高管知情人告诉路透社：“香港的商界精英显然做得不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28] 法案最终在11月28号经特朗普签署后生效，主要内容有五条：1）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仍“足够自治”（sufficiently autonomous），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2）要求总统列出名单，确定哪些人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事件、以及将行使基本自由人权的人士移交中国大陆进行拘押、逼供和审判方面负有责任，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3）要求商务部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切实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规定；4）如果《逃犯条例》修订和23条立法通过，要求总统制定策略，保障美国公民和企业免受威胁，包括重估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以及对香港的旅游警示；5）确保参与“雨伞运动”和其他争取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和平示威而被捕留有案底的港人，不会因此被拒发美国签证。
[29] 除了游行敦促外，泛民和勇武派还不断进行海外活动。黄之峰先后跑到德国和美国，游说当地政客支持泛民和勇武的抗争。黄之锋和何韵诗还前往华盛顿，计划在美国国会发言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黄之锋在从纽约出发前往华盛顿之前对路透社说：“我希望获得两党的支持。” 他还表示希望说服美国国会议员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30] 香港警方10月13日发布声明，当天下午5时半左右，有警员奉命到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期间，被暴徒用利器从后割颈。
[31] 综合各种情况看，特别是综合之后理工大的情况看，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
[32] 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缩写是CUHK，CU在此即指中大。
[33] 港大法律系首席讲师。
[34] 民主党，公民党，民协，新民主同盟，区政联盟（沙田区政、将军澳民生关注组等），工党，民主动力（分散在各组织或独立选举），等团体。
[35] 朱凯廸新西团队，热血公民，慈云山建设力量，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屯门社区网络，九龙角落，维多利亚社区协会。
[36] 社民连，人民力量。
[37] 这里并不是指区议会选举，而是指立法会直接选举中，泛民和建制派得票比常年维持在6:4。
